剑南春酒坊遗址范围从绵竹城西北的诸葛祠向东南抵至王麻巷口,长约500米,宽约240米,总面积120,000平方米,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,这就相当于16个足球场大小。其规模之宏大、生产要素之齐全、保存之完整,实属罕见,并且是仍在使用的活文物原址,是中国近代工业考古的重大发现。
已发掘出的水井、酒窖、炉灶、晾堂、水沟、盛酒坑、粮仓等生产设施,全面展现了从润粮、蒸煮、制曲、拌曲发酵、蒸馏摘酒到废弃水排放等酿酒工艺全过程,此外还有房屋建筑基址和大量瓷质酒具。这些酒器和直线距离不超过100公里的同属沱江、岷江流域的三星堆酒器、金沙遗址酒器关系密切。剑南春产地绵竹是早期茶马古道重镇,也是茶马古道上的名酒之乡。剑南春酒的形成与传播,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文化现象。为了保护迄今为止全国规模最大、功能最齐全的古代酿酒遗址群,国家专门从财政拨款800万元用于遗址的保护,可见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对其的重视程度。
在这一遗址群中,一个硕果仅存堪称活文物的古老而神奇的酒坊至今仍在传世运转,它就是“天益老号”酒坊。
1985年6月,在对"天益老号"酿酒作坊进行维护施工时,从其地下窖池中发掘出的纪年砖上有"永明五年"四字铭文,后经考古专家综合考察给出了“天益老号”地下酒窖的建造年代“不晚于1500年前的南齐永明年间,更早于大唐盛世”的结论使绵竹盛唐生产宫廷贡酒之谜完全解开:正是由于从南北朝到盛唐130年的时间里,绵竹酿酒技术经过飞跃发展, “剑南烧春”才最终流誉华夏。尽管历经千年,剑南春酿造技艺却代代相传、延续至今。
在唐代,绵竹属剑南道,唐宪宗后期,李唐王朝的中书舍人李肇,在撰写《唐国史补》的时候,就津津有味地把“剑南春之烧春”列入当时天下名酒之列。根据旧史记载,唐大历十四年(公元779年),皇帝李适曾经郑重其事地面谕朝臣,要他们把剑南烧春是否上贡的问题,当作一桩国家大事来讨论。剑南烧春在当时朝野引起的激动,应该视为古人四川(包括绵竹)酒文化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另据黄葆真《事类统编》载曰:“为生春,《德宗本纪》剑南贡生春酒。” 李白出川之前,曾在游历中来到风光秀丽的绵竹县,留下了“解貂赎酒”的佳话。巴山蜀水剑南春,孕育了青年李白的诗酒豪情;杜甫晚年入川,在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中,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他先后到成都附近的绵竹等地游览,盛赞“蜀酒浓无敌,江鱼美可求。”苏轼本是四川人,却早年出川,在谪贬黄州时才与剑南春打上了交道,与绵竹道人杨世昌夜游长江后,写下了著名的《前赤壁赋》。陆游八年蜀中生活丰富多彩,诗歌创作进入成熟期,他认为绵竹酒是蜀中最好的,于是他在晚年将自己的诗集聚名为《剑南诗稿》。被袁枚称为蜀中第一诗人的李调元,晚年隐居乡间,对绵竹大曲剑南春有一种特殊感情:“天下名酒皆尝尽,却爱绵竹大曲醇。”
在中国名酒中,具有1300多年历史,并受到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陆游、李调元等著名诗人交口称赞,留下了如此多的诗酒流韵,只有剑南春。
在三千多年前,中国就具有了比较完整的酿酒操作工艺规程。根据文献《礼记·月令仲冬》记载:“得令大酋,秫稻必齐、曲蘖必时,水泉必香,火齐必得,兼用六物,无有差贰。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:酿酒要做到高粱、稻米必须齐备,不得短缺;曲蘖供应及时;泉水
必须清香;火候(发酵温度)必须得当。这就是《中国古代酿酒六法》,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工艺操作规程。
明代伟大的医学家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:“烧酒,……其法用浓酒糟入甑,蒸令气上,用器承滴露”。这露滴就是烧酒,也就是中国的蒸馏酒,所以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在明代才出现蒸馏酒。
但是,唐开元年间(713—755),陈藏器《本草拾遗》中有“甑(蒸)气水”,“以器承取”的记载。唐代李肇《国史补》记述:“酒则有……富平之石冻春,剑南之烧春”。这些都充分说明,唐代不仅出现了蒸馏酒,而且比较普及。正史《旧唐书》第十二卷《德宗本纪》更记载“剑南岁贡春酒十斛”,可以说“剑南之烧春”在唐代就是“国酒”。这也再次证明了唐代的“剑南之烧春”就是中国最早有史料记载的中国蒸馏酒。
“剑南之烧春”就是现在的中国名酒剑南春。剑南春“天益老号”千年活窖群,经过1500年的生命繁衍、生息,代代相传,经查明酿制剑南春酒的古窖池内的有益微生物就有1000多种。至今为止,“天益老号”活窖群是国内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、连续生产时间最长的活窖群。
中国传统蒸馏白酒生产工艺的显著特色是:自然微生物接种制曲,固态发酵,甑桶蒸馏,陶坛储存老熟。中国白酒采用自然微生物接种、天然发酵所制的大曲药,是一种天然的复合酶制剂,具有糖化、发酵、生香等三大功能。中国白酒的香味成份主要来源于自然微生物的代谢产物。
外国蒸馏酒的生产工艺特色是:采用单菌种糖化发酵剂,液态或半液态发酵模式,壶式蒸馏,橡木桶贮存生香。外国蒸馏酒的主要香味来源于橡木贮存容器。
中国传统蒸馏白酒的最大特色是在发酵的过程中,由微生物代谢生成有机酸、酯类等诸多香味成份,从而决定了中国白酒的质